霍氏家廟：明代禮儀反動與廣東社會變遷
作者：安劭凡
來源：彭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蒲月廿八日戊戌
耶穌2019年6月30日
現今位于廣東佛山一處不起眼的叫做石頭村的處所，完全保存著一座年夜型的宗族祠堂建筑群落，它即是建于嘉靖四年（1525年）的霍氏宗祠，又稱霍氏家廟。其樹立之時，恰是時任兵部職方主事的粵籍官員霍韜（1487-1540）在“年夜禮議”朝局斗爭中獲得勝利后不久。這次關于“繼嗣”還是“繼統”1對1教學的皇統爭論，不單奠基了嘉靖初年的國家政治格式，似乎還深入影響了處所社會的組織形態。例如廣東地區由此時開始風行祭奠祖先，追溯鼻祖，紛紛樹立祠堂，并以這一套國家認可的儒家及家族規范開始了血緣與地緣組織的多維度構建。國家禮儀變革與處所社會變遷之間畢竟有何關聯又若何互動？石頭村的霍氏家廟及其背后的故事，或許可以在必定水平上為我們供給線索。
霍韜與嘉靖“年夜禮議”
根據《明史·霍韜傳》記載，霍韜在嘉靖即位不久后便以兵部職方主事的成分向內閣首輔楊廷和建言，針砭時弊。后來關于以興獻王為皇考還是以弘治帝為皇考的“年夜禮”之議興起，朝臣分紅兩派，由于嘉靖是以藩王成分進繼年夜統，以首輔楊廷和為首的舊臣支撐仍尊明孝宗弘治帝為宗，多數朝臣都附議，只要少數如張璁等人支撐嘉靖以生父興獻王為皇考。
霍韜自始便支撐嘉靖“繼統”，他先是上書禮部尚書毛澄，作了一篇名為《年夜禮議》的文章闡明本身的觀點，并與毛澄數次辯論。霍韜見事不成挽回，便直接上書嘉靖，言“按廷議謂陛下宜以孝宗為父，興獻王為叔，別擇崇仁王子為獻王后，考之古禮則分歧，質之圣賢之道則欠亨，揆之本日之事體則不順”。他引經據典，從孝道人倫等方面極言“繼嗣”之誤，解釋本身支撐“繼統”的緣由有三：“曰前代故事之拘也，曰不忘孝宗之德也，曰會議室出租避逢迎之嫌也。”尤其是若“繼統”“則不唯孝宗之統不絕，即武宗之統亦不絕矣。”是以只要“于興獻王得正父子之稱，以不絕本性之恩”，才幹“于尊尊親親兩不悖矣”。
嘉靖極為欣喜，但苦于群臣反對，也只好作罷，霍韜也由于朝局壓力而“尋謝病歸”。其后嘉靖召霍韜回朝，霍韜請辭，但上書言兩條“愚慮”，極為坦誠，設身處地為嘉靖著想，嘉靖于是更視其為忠義之臣，而霍韜其后直到嘉靖六年才重返朝中。
從上述記載來看，霍韜自始至終都在年夜禮之爭中堅定地支撐嘉靖追認生父為皇考，并且從儒家倫理與孝道年夜義的角度為這一做法供給符合法規性支撐。因為在貳心目中，父子人倫是最為焦點的品德標準和次序規范，天子作為皇帝，自當尤其遵守這些教誨，才幹為萬平易近作出榜樣。總之，盡管不克不及完整消除霍韜有琢磨上意的嫌疑，但他畢竟在當時“繼嗣”派占絕對多數的局勢下敢于旗幟鮮明地支撐嘉靖“繼統”，且言行分歧，此后還屢次請辭嘉靖的拔擢以避嫌，應當說他是真心實意的盼望天子可以貫徹儒家倫理規范的。這一點從他在家鄉進行的一系列宗族建設和推廣教化的活動中也可以獲得很好的印證。
聚會場地霍韜像
霍韜家族的宗族建構
年夜禮議給處所社會帶來的最直接影響即是開始允許祭奠鼻祖，而之前平易近間只許依照朱子家禮的規定祭奠其上的三代祖先。由于可祭鼻祖，“聯宗祭祖”的情況紛紛出現，覆蓋廣泛地區與涵蓋血緣關系的宗族組織得以應運而生。霍韜家族在嘉靖四年建築大批祠的舉動即是此中較有代表性的一小樹屋種。關于霍韜建築大批祠的緣由，《石頭錄》中有如下記載：
時公無居室，與兄振先謀曰：“正人將營宮室宗廟為先”。乃修大批祠，中為始高曾祖神位，而以各房伯叔之祖附之。或問各房之家教祖同祠，禮乎？公曰：“高祖于曾祖父，子也。一父數子，同居共食，禮也。生可共會議室出租共享會議室食，沒獨不成共享乎？若只長子明日孫進祠，則三四世后，各房皆舍其祖，拜明日子之祖，生者安乎？禮非從天設地產，因情面耳。況家禮有附食之文乎？”霍氏之合祀各祖于宗祠，自公始也。
這里不難看出，霍韜解釋“連宗祭祖”的直接緣由是後代生前一同生涯吃飯，逝世后若只要明日長子能夠獲得祭拜，那么會議室出租後代的后代便不克不及祭拜他們的生身怙恃。這一點跟霍韜給嘉靖帝的上書中所強調的“父其父”、“母其母”的人倫年夜道可謂是一脈相承的。
除了親孝方面的考量，宗族財產的治理也同樣主要。正如科年夜衛在其著作《天子與祖宗》中指出的那樣，“霍韜宗族設計的主要元素，就是合爨共產。”他應用毀淫祠騰出不少地盤的機會，以及他作為官員所具有的地步優免特權，大批并購地盤以為族產，且經常是低價購進寺田、沙田，敏捷積累起大批地步。值得留意的是，在并購地盤的過程中瑜伽場地往往還會發生用不當手腕進行壓價購買的情況，這一點也曾遭到朝廷一些官員的彈劾。當然身為高級官員的霍韜還是盡能夠地對家人進行了約束，正告他們幹共享空間事要符合禮度，不要借助家族勢力橫行霸道，與鄰為善，和氣相處等等。除此之外，霍韜也曾觸及鑄鐵、木材、銀礦以及陶瓷等工商交流業以“本末兼顧”，並且也構成了必定的規模。
這里還可一提的是現仍存于霍氏宗祠中的一塊嘉慶十五年（1810年）碑文，下面記錄了當時霍氏家族的族產情況，碑文如下：
本宗嘗業，向在西樵金歐年夜桐九江等處，共稅一百六十四畝零……六世祖文敏公送出以為蒸嘗留祭之用，歷數百年，收租奉祀無異。嗣因佃丁多有拖欠之事，紳老長子理事集祠酌議，盍無移遠就近，似于祖業年夜有裨益。即覓人轉受，得價銀一千五百零五兩一錢二分，除補回西樵上期租銀四十九兩零久分，又除二次立契簽字雜項應用銀二十四兩三錢零，隨即置回當地業，共稅三十九畝六分，共價銀一千一百六十二兩二錢零，一切頂用寫契代筆丈二飯食在內，土小樹屋名列后，其余剩之銀將二百四十三兩二錢零，清還各債以省納利，尚存銀二十六兩三錢零，即支出嘗部，將來小樹屋祖業日引而月長，而文祖之遺意永垂不朽矣。是為序。
（田畝細目略）
嘉慶十五年仲春合族紳老長子理事等仝立
從碑文上反應的嘉慶年間霍氏家族族產的情況來看，不單分布范圍廣泛，且資金流水規模已達數千兩，為數不小。此外文中說起文敏公霍韜所創下的此份基業“歷數百年，收租奉祀無異”，也可見霍韜時期是族產的開創階段。別的將族產結余收存備用時再次說起霍韜，以“將來祖業日引而月長，而文祖之遺意永垂不朽矣”來表達對世代傳承此份宗族產業的盼望。
霍氏家廟正門（私密空間筆者攝于2016年2月）
總之，盡管霍韜動用各種正當與不正當的手腕，但他的最基礎目標還是為樹立大批祠而供給經濟上的保證。在已獲得大批地盤可用于祠堂、社學等設施興建后，霍韜便開始著力于創建大批祠這一最主要的活動。
嘉靖五年（1526年）仲春六日，霍韜宣布家族進行“合爨”，即配合于宗祠進食。這一傳統在明天還有所保存，在一些鄉村社會中，逢嚴重節日仍要共食。霍韜在這天先宣布了《合爨祭告家廟文》，以強化大師的配合認同感。由于宗祠是凝集全族人的主要組織，需求有相應的家族成員進行協調與維系，是以在“合爨”過后，霍韜規定設“家長”一人以“總攝家務”，還有“長子”一人“惟主祭奠”，但若“長子賢則以長子兼家長”，也可以合二為一。此外對于全族人配合進食的“會膳”，規定水平也相當之詳細：“家眾計口支谷自爨，惟朔看會膳。會膳之日，三十以下不得飲酒精食，四十以下肉食不過一品。”（《石頭錄》）有研討指出，“會膳”不單體現了儒家傳統孝道思惟、賞罰清楚原則，還體現了厲行節儉的品德訓誡。
除建築大批祠外，追溯鼻祖和凝集族人的另一主要方法即是編修族譜。霍韜曾為《霍氏族譜》寫有一長一短兩篇序文，短篇追溯鼻祖為山西太原霍邑人氏，但具體若何散布轉徙至石頭村，霍韜則表現“亦無可考”；第二篇長序分別介紹了二世祖椿林公、三世祖概堂公以及四世祖南谷公，歷數諸位先祖創業之不易：“二世祖椿林公，生年夜名洪武之初，業焙鴨蛋，得利什百，遂起。家人稱曰：霍鴨氏。文士易稱曰：鳧鶩氏。”四世祖南谷公逢黃蕭養之亂，直到“黃賊始定家教，我祖晝則鬻布于市，暇則作扇市取值以起身”。霍韜對此感嘆道：“我祖妣備歷艱苦這般，我子孫念之哉。祖考以艱苦成立之，子孫以驕惰傾覆之。祖考有靈，希爾念之哉。”再次表達子孫要牢記祖先創業不易，要加倍愛護，要守住甚至擴大師業的愿看。
一個值得留意的現象是，譜序往往可以反應出良多隨著時代變遷而產生的問題。好比八世孫霍尚守的譜序中將祖先來源的細節不斷豐富，年夜年夜超過霍韜描寫的水平。霍尚守是1對1教學這樣記述祖先的情況的：
吾宗之鼻祖，蓋出天子，系云河東霍山，為冀州之鎮。周初姬處邑其下，國名曰霍，則山之以也。襄王之世，霍人進于晉，其子孫遂氏故，封散各處。趙魏間歷秦漢皆然。今著姓尤稱太原郡云。漢有冠軍侯往病，博陸侯光，鄴都亭侯谞，有名于唐者，刺史總罷了。宋元之際，宗分南北宋，狀元端友元丞相孫，皆北宗也。南宗見祀者，惟舉八行之暐云。開國以來，北宗彌熾延燕暨齊，擢第者十余人。若少司寇瑄，若年夜司馬冀，若少卿恩，若中丞鵬。其表表者，南宗萃于南海，拆為十宗世遠，譜缺支派系分，連而一之，難矣。
顯然八世孫霍尚守不成能比他祖父輩的霍韜更清楚他們的先祖，因此只要能夠是根據現實需求進行的發揮。他一方面大批附會歷代霍姓名人（霍往病、霍光等）以示門第顯赫；另一方則表現由于時代漸遠而“譜缺支派系分”，正有私密空間著修訂族譜以“連而一之”的需要性。尤其是他非分特別強調修寫族譜的主要性，目標也許在于更進一個步驟地加強霍氏家族成員間的凝集力。
另一個值得留意的個人空間變遷是，現代人修的霍氏宗祠的簡介，此中關于霍韜的描寫除了基礎的生卒年等基礎信息外，只說起了霍韜曾任何官職以及葬于舞蹈場地何處、後代的情況等，已經不再說起他共享空間與嘉靖“年夜禮議”的的關系和在此中的主要感化了，並且也沒有說起霍尚守所重視的霍韜創立宗祠家業的事跡，除了曾任職明代高官外，從明天個人空間通俗人的角度已看不年夜出來霍韜對霍氏宗祠有何特別貢獻或感化了。似乎他只是眾多世霍氏族人中較主要之一人，僅此罷了。
霍氏家廟內睦敬堂（筆者攝于2016年2月）
國家禮儀與處所社會的互動
霍韜除了擴富家產和樹立祠堂外，還積極地興建處所社學，包含先后樹立的石頭書院和四峰書院等書院，并有詳細的家訓傳世。通過回顧霍韜在嘉靖初年聚會場地“年夜禮議”中的婉言、廣東處所社會的一系列變化以及霍韜在處所興建宗族的種種活動，不難發現貫穿此中的，是以霍韜為代表的一批士年夜夫在國家和處所層面均有的對儒家綱常禮教的堅持：霍韜在上書嘉靖帝力主“繼統”時，始終強調的是孝道的“父其父”、“母其母”，這一點即便是“繼嗣”派的楊廷和等人也難以正面反駁；而面對嶺南地區儒家倫理不占優勢位置，各種佛道和平易近間鬼神、巫術崇奉混行的情況，還是以魏校為代表的一批講座場地儒家士年夜講座場地夫在力主改變這種局勢，以構成獨尊儒家規范的只祭奠祖先，不祭其他的新局勢。
在這一過程中，處所士紳也秉持著類似的目標，廣泛奉行教化，修訂鄉約，廣興社學，將國家官方的規范話語滲進到處所社會次序之中，盡管存在著士紳借機擴年夜經濟、社會位置和影響力的情況，但客觀上卻由此構成了國家與處所互動的中介渠道；最后霍韜在家鄉的宗族建構活動則更為清楚地展現出貫穿他意圖始終的設法，那就是以儒家邪道教化處所社會，以宗族統合地緣與血緣組織，構成較明初期里甲制更為有用率的處所治理組織情勢。
修身齊家是儒家最最基礎的個人與家庭品德規范，霍韜時時不忘鼓勵這樣的規范倫理，恰是國家之“禮”與家庭之“禮”在他思惟中的焦點位置的反應。也或許從這一角度，可以有助于我們懂得保存至今的霍氏家廟背后所反應的嘉靖初年的反動性禮儀變化與廣東處所社會種種變遷瑜伽教室之間的互動過程與復雜關系：處所社會通過對國家禮儀規范和教化話語的借用，維持其作為“文明資源和控產機構”的龐年夜地緣組織，而這種借用客觀上則進一個步驟促進了王朝國家對華南廣年夜鄉村地區的文明統合，形塑起“年夜一統”國家的標準化敘述。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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